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，如何保障矿产资源的安全？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葛红林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即将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指出，我国对国际矿业作出的“贡献”最大，但最大的买家却没有话语权，经常是逆来顺受，受制于人。从根本上说，主要源于忽略了对大宗金属的综合研究，缺乏快速有效的应对措施，建议尽快补齐国家大宗金属战略管控短板。
据了解，铁矿和铜矿两大金属资源，我国对外依存度很高，每年进口价值近万亿元人民币。数据显示，2015年至2020年，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、铜精矿实物量近65亿吨（其中铜精矿1.2亿吨），总价值6006亿美元（其中铜精矿1882亿美元）。而从2015年至2020年，进口铁矿石价格一路上行；进口铜精矿价格虽有波动，但整体呈现上涨态势。2021年春节后，铜金属价格更是屡破历史高价。2月23日，LME铜金属盘年内价格已突破9300美元，市场看涨声音不断。
对此，葛红林在提案中指出，虽然金属价格上涨，产业链部分环节能够受益，但从国家层面看，铁矿石、铜精矿大量依赖进口，价格的上升，必然导致购买成本的提高，为此国家要付出更多的外汇，最终结果是增加我国新基建成本。他以铜精矿为例分析，2020年中国进口铜精矿平均价格1576美元/吨，较2016年中国进口铜精矿平均价格1203美元/吨，同比增长31%，初步测算，2020年中国铜产业原料成本增加超过500亿人民币。
“我国对国际矿业作出的‘贡献’最大，但最大的买家却没有话语权，经常是逆来顺受，受制于人。从根本上说，主要源于忽略了对大宗金属的综合研究，缺乏快速有效的应对措施。”葛红林表示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有观点认为，国内的资源质量不高、储备量有限，在国外又没有建立稳定的矿产基地，而大多数已投资和建设的却是亏损，因此，投建矿山不如买矿。也有观点认为，进口价格上涨，能够带动国内价格的上涨，增加国内矿山企业利润，以及为地方政府增加了资源税收，可以说涨比降好。
针对这些观点，葛红林在提案中认为，这些短视和含糊的观念已经产生了影响，遇到价格的异常波动，多头部门给出的指令往往是笼统和原则的，缺少明确的工作指向，更谈不上付诸行动。因此，葛红林建议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大宗金属研究，建立相关协调机制，关注市场、指导应对，更加科学、更加有力、更加专业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。
一是聚焦大宗金属战略研究，谋划全球战略布局，制定相应行动计划，开发一批，勘探一批，储备一批，形成未来矿产资源稳定来源。
二是聚焦大宗金属供需波动研究，把握市场脉搏，针对突出问题，提出调控意见，包括及时对铜等贵金属采取国家储备等措施。当前应采取稳中有降的价格引导策略。
三是聚焦国际贸易新秩序的研究。加快融入国际市场，建设并形成公开透明、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定价基准，提高避险效率。
四是国家应积极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、企业参加国际组织，扩大话语权、提高影响力。对参加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有关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，应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，花小钱办大事。
（来源：新京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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